考察结束后，王永志和丁衡高专程向中央专委和李鹏总理汇报了主着陆场的更改方案。

根据王永志提交的这个新方案，飞船的飞行方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将原定52°左右的轨道倾角减低到42°～44°，这样就可以使主着陆场能够位于船下点轨迹的弧顶，增加了飞船正常返回的机会。将来飞船返回时，一旦四子王旗不具备气象条件，还可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边的副着陆场着陆，恰好处在飞船返回主着陆场的途中。至此，从1993年2月至1996年10月，组织人员对河南、内蒙古、辽宁等适宜飞船着陆的地方，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实地勘察，动用直升机17架次，车辆行程公里，勘察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终于找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载人航天主、副着陆场。

另外，为保证搜救人员在任何故障情况下，都能迅速地找到返回舱，王永志还建议，在陕西榆林、河北邯郸、四川遂宁及国外有关地区布设多个陆上应急救生区和海上应急溅落区。

听了王永志的汇报后，李鹏总理当即表示：“改得好，就这样定了，批准实施这一方案。”主、副着陆场的选址位置最终确定。主着陆场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副着陆场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南侧。应急着陆场仅在我国境内的地面就设置了13个着陆点，任务期间，解放军总参谋部、总装备部、海军、空军和兰州军区的相关单位将出动多个搜救大队。与此同时，外交部在海外还设立了一个临时组织，与飞船可能着陆的国家保持实时联系。这样的设计，也给飞船的轨道设计，着陆场、测控站、测量船配置布局方案的确定创造了条件。

飞船的飞行方案改变后，与其相关的以提高航天员安全为目标的飞行轨道设计优化工作也开始了。一年半之后，在轨道专家们的精心设计和艰苦努力下，完成了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轨道设计。

飞船发射后，很快进入海洋上空，如果出现意外需要救生，面对的将是5200公里范围的茫茫太平洋。在汪洋大海中寻找一艘小小的飞船，真是大海捞针。可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把返回舱打捞回来，航天员就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实施海上救生，美国当初派了3艘航空母舰，21艘舰船和126架飞机，动用了2.6万人；苏联的规模小一些，但也布置了7艘舰船和110架飞机，动用了4500人。依照中国的国情，我们难以组织如此庞大的搜救力量。为此，王永志批准了一套海上搜救的对策，利用飞船自身的动力，控制飞船就近飞向三个预先设定的海上应急搜救圈。一旦飞船落入大海，定点等候的6艘船很快就能赶到，减少了搜救力量，提高了时效。这又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

根据这样的设计，着陆场系统将搜索救援回收工作分为空中搜索和地面搜索救援回收两个部分。主、副着陆场采用空中机组搜索为主、地面特种车队为辅的手段实施搜索救援。主着陆场按照功能，在空中配置了搜索救援直升机、搜索救护直升机、搜索摄录直升机和搜索运输直升机4种直升机；在地面配置了指挥调度车、工程运输车、航天员运输车、返回舱吊车和载荷运输车5类特种搜索回收车辆。副着陆场也安排一支规模较主着陆场稍小的空地搜救队，包括直升机、航天员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车、航天员运输车以及精干的医疗救护队伍。除此之外，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调度车和着陆场测量站还分别设有“态势系统”终端，及时完成接收、发送有关信息的任务。

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为使地面搜索人员能够迅速发现返回舱，在返回舱内配置了测量、通信和标位系统，有USB应答机、国际救援406兆赫信标机、超短波收发信机、甚高频搜寻信标机、20兆赫收发信机、GPS接收机等设备和天线。在返回舱内，还为航天员配备了个人呼救电台、手持式GPS接收机、信号机、烟火管、反光镜、闪光灯和海水染色剂等，从而确保航天员在返回地面后能够及时发出无线信号和可视信号，被迅速发现和营救。

除了主、副着陆场的空地搜救任务外，着陆场系统还承担着飞船应急返回的搜救任务。一旦飞船在应急返回中落到了国内其他地区，守候在发射场附近的飞机和伞兵小组将根据返回舱信标机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出动实施搜索，发现目标后，立即空投伞兵。另一架运-八C大型运输机则将装载空地搜救分队的3台专用车辆和有关人员飞往目标附近的机场，迅速开展搜救工作。

根据这些技术要求，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理所当然地成为着陆场系统的总设计师单位，总指挥单位则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担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着陆场站，组成了我国唯一的一支载人飞船的回收队伍。1975年11月26日，我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就是这支队伍利用当时简陋的测量和搜救设备，成功进行回收的。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一支装备精良的具有高机动性、全天候飞船回收、航天员搜索能力的地面搜救力量，不仅拥有一批精干的技术人才，采用超短波、短波和国际卫星搜救系统等国际先进的测位定向手段，还装备有特种车辆、特种通信设备和测位定向仪等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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