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上架”模式形成统一意见之后，丁衡高多次派团考察国外先进的航天发射场，学习发射场建设经验。经实地考察，日本当时采用的是“垂直上架”模式，即将建设的新型发射场，运载火箭和卫星也全部是“垂直上架”模式。考察团回来，向丁衡高做了汇报，更坚定了他对于“垂直上架”的信心。

在这段时间里，徐克俊把他的想法进一步丰富后写成论文，发表在航天技术领域的学术杂志上。钱学森看到后，立即给工程负责人打电话，称赞徐克俊的文章“很有用，能供载人航天发射场的建设参考”。任新民、谢光选、王希季等老专家也纷纷表示赞同这一方案。

上架模式确定后，发射场的选址定点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当时，曾有一种想法是对老的卫星发射场进行改造。但这个发射场从发射东方红一号起已使用了30多年，设备陈旧老化不说，而新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采取的是与它完全不同的发射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要求，应该选址新建。另外，老的发射场距离中心生活区较远，给执行任务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李元正和徐克俊决定在弱水河南岸大约距生活区7公里的戈壁滩上，新建一座专门用于载人航天的发射场。

1992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专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视察，当即同意了这一方案。

1994年7月3日，载人航天发射场正式奠基，刘华清再次来到酒泉为开工剪彩，当他抬脚挖起第一锹土时，现场响起热烈持久的掌声。刘华清激动地说：“铲起了发射场奠基的第一锹黄土，我感到荣幸与自豪。中华民族曾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但也有过被讥为‘东亚病夫’的屈辱。现在，我们又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从这里自豪地跨出迈向太空的脚步。”

4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1998年春节到来的时候，空旷的戈壁滩上矗立起一座巍峨的厂房，载人航天发射场的主要工程项目大体完成。

载人航天发射塔架为钢结构固定塔，这座总重量2500吨、高达106米的塔架上设置了12层固定平台。塔架上安装有防爆电梯、航天员逃逸滑道等设施，塔顶有重型吊车，塔底是双向导流槽。垂直总装厂房外高93米，内高85米。考虑到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对发射的要求，厂房内设计了两个总装测试工位，可同时对两发火箭进行总装测试。然后，飞船、逃逸塔在这里与火箭对接，构成完整的船箭塔组合体。厂房通往发射塔架转运轨道是世界上最宽的无缝钢轨，船箭塔组合体将通过这条20米宽的轨道从技术区转往发射区。

发射场虽然建成了，但能不能实现发射飞船的重任，还需要通过一次技术合练来验证，工作人员也要通过这次考核来掌握基本的发射流程。

1998年5月，合练任务行将展开，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大漠深处，所有的大型地面测试设备、庞大的电缆中枢都在合练中安装铺设完成。这次合练证明，新建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工作方便、高效快捷，完全达到了预期的发射要求。前来视察的首长们高兴地对李元正和徐克俊说：“祝贺你们！发射场的建设通过了评审！”

千里草原保平安

世界各国在进行返回式航天器试验时，一般认为，航天器在回收时能降落在本国国土上就算成功。20世纪70年代，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返回地面前，叶剑英元帅曾说，只要卫星能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就是胜利。

根据载人航天的任务要求，飞船完成任务后，也要按照指定的时间和预定的地点返回地面。如果把载人航天飞行比作一场太空接力赛的话，那么着陆场的工作就是比赛的最后一棒。飞船返回舱进入着陆状态后，着陆场系统的工作人员实时获取飞船返回轨道数据和返回舱落点预报信息，在返回舱信标仪配合下，尽快搜索找到返回舱，迎接航天员，并对返回舱内的有效载荷进行处置。根据国际航天界的记录，飞船返回阶段往往是航天员罹难最多的阶段。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就是在返回时失事，造成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载人飞船的返回方式与一般的卫星不同，需要选择一个专门为飞船返回用的着陆场。着陆场区按照飞船返回的不同情况，分为主着陆场、副着陆场、上升段陆上应急救生区、上升段海上应急溅落海域和运行段应急返回着陆区5种类型。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前，美国和俄罗斯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回收搜救力量。美国采用的是海上溅落的方式对飞船进行回收，仅在执行“水星MA-9”号任务时，就动用了171架飞机、28艘舰船、人的力量。俄罗斯拥有辽阔的中亚细亚草原和西伯利亚大平原，东西绵延万里，采用的是陆上着陆方式，配备了80多架搜救飞机、18支空降兵部队和7支医疗救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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