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正的思路很明确，新建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应当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体制和技术方案，保证发射的安全可靠，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新的标志。他对发射场系统的总设计师徐克俊说：“我们一定要争取主动，拿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场方案。”

接过任务后，有两个重大的方案需要徐克俊来明确。一是火箭和卫星的上架模式，二是发射场的选址定点。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过去采用的都是水平上架模式，就是火箭和卫星在技术区进行水平状态下的测试后，分段转运到发射区，经垂直吊装对接并进行测试后加注发射的模式。

徐克俊是个敢作敢为、勇于创新的专家，他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归纳出了世界上工艺流程最先进的发射场的技术资料。参照了美国“阿波罗登月”发射场的建设经验后，徐克俊建议新建的发射场改用“垂直上架”的模式，即运载火箭和飞船运抵发射场后，在垂直厂房中进行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再垂直整体转运到发射阵地，经过简单的远距离测试后，就可以加注发射。这就是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垂一远”发射模式。

徐克俊的想法最早源自美国NASA出版的一本书《阿波罗登月全过程》。那是1980年11月，七机部副部长张廉斧赴美考察肯尼迪航天中心时，中心负责人送给他的。“阿波罗”飞船采用的就是“垂直上架”的模式。1992年1月29日，成立论证小组时，专家们忽然想起了这本书，立刻找来一边翻译，一边论证。

神舟五号飞船组合体垂直转运

当时俄罗斯用的是“水平整体模式”，即在水平状态下进行总装、测试，然后水平整体起竖。但俄罗斯火箭控制系统惯性导航器件用的是捷联惯组，而中国的是惯性平台装置，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惯性平台必须保证不能倾倒。如果采用水平转运，需要把惯性平台单独卸下来转运，到发射区再组装、测试，给火箭带来许多技术和测试上的不便。日本采用的是火箭垂直准备，卫星单独转运，到发射区再进行组装。法国圭亚那发射场与日本模式差不多，也是火箭垂直准备，卫星单独转运。

经过论证比较，专家们发现，最先进的就是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飞船和火箭全部是采用垂直模式准备，技术区准备好之后，飞船和火箭组合体垂直整体转运到发射区，实施发射。美国还有一个“固定模式”，建了一个很复杂的活动勤务塔，火箭一进场就开始起竖，固定在发射架上。等测试完后，直接加注发射，不存在转运和重复测试的问题。但这种方法有两点不足，一是火箭飞船占用发射平台时间太长，发射频率不高。再一个是安全性差，一旦火箭在发射台爆炸，损失将非常惨重，整个发射场地面设备全部被毁，很难恢复。此方案在美国发射场也使用不多，后来基本废弃。

李元正和徐克俊觉得，最好的参考对象就是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模式，我们应该采用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垂直上架”模式，于是，他们在论证报告中大胆提出了“组装、测试、转运一体的垂直上架”模式。

沈荣骏院士（左）与孙家栋院士（右）亲切交谈

2月12日，中心论证小组到北京后，和工程设计单位共同商讨，正式提出“垂直上架”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设想。没想到，在向专家组汇报时，有些专家一时不能适应，评审组对这一方案拒不签字。

有专家说，“垂直上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技术进步跨度很大，难度很大，如果把握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研制工作的进行，进而影响整个工程的实施。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还没有今天这么雄厚。肯尼迪航天中心搞垂直模式，仅一个转运车就耗资两亿多美元，相当于16亿元人民币，比整个发射场的投资预算还要多。所以，他们认为还应当使用水平分段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从以前的卫星发射沿袭过来的，造价低，技术上相对成熟。

载人航天工程不同于其他工程，如果要搞“三垂模式”，研制各方都得同意，尤其是专家组，必须全数通过才行。丁衡高却对这一模式很支持，明确指示要搞就搞最先进的。他一方面找元老级专家座谈，找专家组成员讨论，研究实施“垂直上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求发射场论证组，针对最难的技术问题，多研究、多试验，想办法把经费降下来。

按照丁衡高的指示，论证组围绕最难的几大技术问题，动了很多脑筋，终于把设计难度和设计经费全都降了下来，整个发射场预算降到8亿多元人民币。尽管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专家不同意。那时候已经是1993年3月份，其他系统早已开始研制了，发射场论证方案还没有定下来，无法进一步开展工作。丁衡高很着急，他委托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再做工作，一定要研制各方达成一致。国防科工委又召开讨论会，把研制各方的专家元老请到一起，进行了两天的深入讨论和论证，终于艰难达成共识，形成了“垂直上架”的统一意见。从1992年2月到1993年3月，在一年多时间里，仅发射场系统方案论证一事，就举行了十几次论证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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