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电子工业部门所属的科研院所汇集了各个学科的拔尖人才，应该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但在研制任务来临时，人才反而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如果没有足够的任务，他们很可能会像许多单位一样，逐渐萧条。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任务让他们看到了再度辉煌的曙光。面对这个难得的机遇，为了国家的尊严，更为了自身的发展，这些曾经创造了“两弹一星”辉煌战绩的电子厂所，又为了新的奋斗目标走在了一起。

1994年5月，工程总体采取招标的办法确定测控系统的研制和生产单位。经过竞标，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承建了其中6套关键测控系统；石家庄通信测控技术研究所拿下3套系统及后续的远洋航天测量船站等4套测控系统和所有的遥控终端设备；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囊括了所有测控系统的测角分系统；中原电子技术研究所承建了3套车载站测控系统的研制生产……电子系统共有25个研究所在七大系统中承担了重要任务，他们就像是被激发出斗志的攀登者，向着大山的最高峰进发了。各个研究和生产单位都仿照工程管理体系，分别成立了以所长或厂长为行政总指挥、以总设计师为技术总指挥的两条指挥线，日夜兼程地设计方案，解决难题。

石家庄通信技术研究所的测控专家刘明春，当年是人造卫星测控系统和外弹道测量系统的主要研制者之一，还曾参与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领受了载人航天的新任务后，他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做S波段统一测控系统，国内的研究和生产单位还从没有接触过，石家庄通信技术研究所更是一片空白。刘明春明白肩头担子的分量有多沉。他对年轻的技术骨干们反复强调一句话：为了保证进度，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为此，刘明春和他的同事们主动放弃了全部的节假日和业余时间。这样的工作状态虽然残酷，但大家都明白，一套设备从无到有，总要经历一个烦琐漫长的过程。首先是方案设计，描画出整个系统的总体设计图，并在理论上证明设计的可行性。光是这个过程，刘明春他们就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1995年，第一套设备的各个零部件都按照要求生产出来了，研制工作进入各个分系统的加工和调试阶段。刘明春没有想到，尽管每个分系统的生产都很顺利，但设备装在一起，问题却接踵而来。不兼容、不匹配；相互消耗、1+1＜2、细节与整体不协调……还有，虽然测角、测距等功能可以实现，但精度却不够细。其中，最根本的是各种指标都没有达到工程的要求。刘明春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任务承接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如果第一套设备不能调试成功，那么后面的设备就无法投产。

不服输的刘明春坐不住了，干脆从指挥的位置走了出来，撸起袖子、拿起工具，一头钻进了实验室。系统复杂庞大，他就从一个一个的分系统着手；矛盾千头万绪，他就仔细分析各个环节，逐条理顺。为了改进某一环节的性能，他不止一次地把局部设计方案颠覆，推倒重来。就这样，问题一点点地找到了，精度一点点地提高了，性能指标也慢慢加强了。

闷热的酷暑到了，刘明春主持设计的第一套测控设备的调试工作终于赶在最后的时间节点前如期完成，各项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合同要求。趁着劲头，刘明春一鼓作气带领大家很快把其他几套设备也生产了出来。

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几乎所有的S波段统一测控网站点中，都有几部12米口径的天线设备。这样的天线有5层楼高，重达70吨，虽然体积庞大，但内部结构却异常精细。巨大的体积与极高的精密度、笨重的结构与运动的灵活……都必须达到完美甚至苛刻的结合。在天线设备总设计师瞿福贞的带领下，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像一个跨栏运动员似的，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他们首先要攻克的是同频自引导技术。以前针对卫星任务的天线设计沿用了苏联的技术，只能捕捉单一的线条化的信号。而在飞船的发射过程中，箭船分离后会导致多个目标出现，这就要求天线必须具备对多信号的捕捉能力。国外虽然已有成熟的技术，但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瞿福贞在研究分析了国外的相关资料后，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攻关解决这一难题，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打破以前的技术框架，重新设计。在接下来的8个月时间里，他一头扎进实验室，带领攻关小组一次次提出方案，又一次次否定自己，直到找到了最佳的办法——在现有的大型天线上再安装一个特制的小型天线。这种小型天线俗称“小耳朵”，灵活性很强，通过它先行一步，对目标进行捕获和引导，再让大天线精密跟踪，就极大地提高了天线对信号的捕捉能力。依照这个设计，小型天线的重量仅有几百克，与国外重达几公斤的类似产品相比，无疑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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