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批准载人航天工程上马的方案中明确，在北京集中建设一座航天城，规划三个中心。其中，国防科工委负责建设航天员训练中心和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航空航天工业部负责建设飞船总装测试中心。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带领有关人员在北京机场路沿线选了300亩地，当地开价每亩45万元，在当时看来还算是便宜的。但沈荣骏一听，连连摆手，“第一，布局不合理。空间技术研究院在中关村，飞船测试中心跑到几十公里之外干啥？第二，45万元一亩太贵了。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呀？还是到北边去找吧”。刘纪原听了面露难色，“可北边搞不到这么多地啊”。

沈荣骏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弄完了给你分地就是了。”

其实，这三个中心怎么建设，沈荣骏心里早就规划好了。沈荣骏在去俄罗斯考察时，发现俄罗斯的航天指挥中心、飞船研制中心和总装测试中心各是各的地方，而且相隔很远，遇到问题协调起来非常困难。那时，他就想，我们的航天城一定要把这三个中心建在一起。为此，沈荣骏拟定了航天城选址的三条原则：一、不准移民，他深知在北京移民工作的难度之大；二、整体规划，要把三个中心按照一个整体来统一设计；三、方便生活，为将来到这里工作的人们尽量提供便利。依据这个总体指导思想，沈荣骏驱车来到北郊的唐家岭实地察看，当时的唐家岭还是一片尘土飞扬的荒郊野岭，四周荒无人烟，基本可以满足沈荣骏的这三条原则，他认为在这里建三个中心最为合适。

地址选好以后，沈荣骏亲自来到北京市政府，找到北京市分管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张百发。张百发副市长听后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同意征地3000亩，并预留了1400亩，以备后期建设使用。

航天城的建设与一般的土木工程不同，规模之大、要求之高、项目之多、时间之紧、协调之难，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不能赶在飞船研制完成前竣工，后续的大型试验就无法进行，不仅飞船系统的研制计划会被打乱，“争八保九”的目标也将付之东流。在沈荣骏的努力下，北京市委、市政府再次给予了大力支持，决定特事特办，在建设的程序上，可以边报批、边规划、边建设，这项“三边”政策为航天城的建设赢得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1994年10月28日，沈荣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指挥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唐家岭，喊出了“誓死拿下航天城，给党中央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的口号，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航天员培训中心、指挥控制中心等多家航天机构同时破土动工。曾为载人发射场奠基铲下第一锹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又亲临唐家岭，亲手为未来的北京航天城剪彩奠基。

1998年5月，在距离我国第一艘飞船发射只剩下1年5个月时，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大楼和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部分场所已经竣工，各种设备陆续到位，近千台(套)计算机、显示器，仅用4个月的时间全部集成、安装和测试完毕。

载人航天器的精确返回控制技术，是载人航天飞行安全成功的核心技术之一，也曾是制约我国航天测控技术发展的关键技术。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况下，经过上千次的试验，中心的科技人员在返回式卫星的基础上，独创了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与返回落点预报方法，开发了飞船返回的核心控制软件，在目标落点等计算结果的精度、准确性和可靠性上，超过了任务总体技术的要求，填补了国内空白。

后来，经过了多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和其他航天飞行控制任务的实践，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逐步掌握了最先进的虚拟现实、数字建模技术，使飞行控制操作做到了实时逼真。中心指控大厅下面，是由多台高性能计算机组成的交换式高速数据处理网络环境；指控大厅里，是由140余台显示工作站和高分辨率显示大屏幕组成的带有三维动画特点的监视显示系统，具备透明控制能力、可视化测控与指挥能力、高精度实时定轨能力、多类型数据融合处理能力、自动化飞行控制能力。

与指挥控制中心大楼同时竣工的，还有由航空航天工业部负责建设的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这个总建筑面积平方米的试验中心，分为研制试验区、科研管理区和生活区，实现了大型航天器总装、测试、试验一体化以及垂直装配、垂直测试、垂直转运的工艺要求，为载人飞船的研制提供了一流的服务。

从此，一座现代化的北京航天城宣告竣工，其宏伟壮观的程度可以和欧洲的航天试验中心相媲美。后来，前来参观的俄罗斯航天专家看后对沈荣骏说：“你们规划的这个布局比美国好，比俄罗斯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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