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乡村建设中运用的知识对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前者如乡学和村学培养的结业学生及他们的去处，后者如全县范围内的政府机构改革。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主要表现在农业改良、联庄会及卫生知识普及等方面。总体来看，邹平乡村建设成绩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组织意义上，不仅调动和激发了地方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积极性，还实现了知识分子与治理精英的联合。

乌江乡村试验中运用的知识不仅起到了直接和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启动了更大范围的知识实践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供是农民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棉花种植增收之后，试验者获得了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就提上日程了；其后，建立合作社、开办社会教育等也就随之而来了；紧接着是成立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展有组织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性地进行地方治理改革和组织农民。不仅达到了农业技术推广目标，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还得到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县政府的认可，乌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破茧而出，并成功跻身于乡村建设实验区之列。

由此可见，“知识的实践”是与“知识”的类型或属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接决定了“知识”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邹平实验和乌江试验还说明，当“知识的实践”运用于乡村社会时，离不开“地方政府”这个中间变量，知识分子只有在与地方治理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有用武之地。

五、历史性的反思与现实性的启示

1.历史性的反思

从知识实践的角度来看，乡村是乡村建设者们实践的场所，乡村建设是他们的实践形态，文化教育是实践的主要内容。然而，对当时的中华民族和中国问题而言，把中国问题归结为乡村问题，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问题，实是本末倒置。从文化建设着手进行乡村建设，既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民族危机。所谓的乡村建设实践，仅仅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在乡村社会进行的一场实践。

第一，中国乡村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仅靠文化教育并不能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文化关联着民族，乡村衰败是国际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衰败的表现，政治衰败又强化了乡村衰败的程度，中国问题最终集中表现为乡村问题。对这一点，乡村建设者们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然而实践起来，乡村建设者们却依然运行在他们自己知识的轨道之上。“经济，文化，教育，政治这四个方面，是乡村工作的四条大纲，谁也离不了他，所不同的是着手的方法和路线，又因为理论和观点各有偏倚，工作的中心也就显然的有着分别。”(34)李渊杰：《埋头实干的乌江实验区》，《青年(杭州)》1937年第6期。

第二，乡村建设中的“知识实践”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知识实践过程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知识落地属于实践范畴，对知识分子而言有待拓展；二是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之间身份有别，存在着实践上的间距。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通过政府支持得以弥补。另外，这些地域能够成为实验基地，依然有赖于实验者与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高层官员的关系。同时，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容也离不开政治。典型的如识字教育中的公民教育，邹平在这个方面更甚，乡学村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建构乡村社会组织、培养管理人才、稳定乡村秩序展开。乡村建设是一套综合性的工作实践，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最后都会落脚到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农民的组织问题，这就必须涉及政治的内容和范畴。这也是乡村建设实验一般始于“知识的实践”但最后却终于“政治的实践”的原因所在。

第三，对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应该具体分析。从乡村建设实践的结果来看，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与农民接受的知识效果之间不仅有差距，更有可能错位；知识能否实践和实践究竟如何，依赖于实践的对象及接受程度。乡村建设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主位和主导的结果，必然是乡村建设的不成功或效果大打折扣。梁漱溟总结在前，“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3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一《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赵旭东思考在后，“外来者的单向度观察，特别是带着先入为主观念的观察，在遮蔽着农民自身问题的表达，使农民失去了自我随意表达的话语权。”(36)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以此为出发点，所谓的“社会调查”也就是调查者的“知识实践”，所谓的“知识的实践”只不过是单方面的知识输入和实验或试验而已。

文章来源：《工程与试验》 网址: http://www.gcysyzz.cn/qikandaodu/2021/0728/22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