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语含义来看，“建设”意味着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和充实新精神；“运动”则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增加新的事物或增量，后者仅是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把既有的静止状态调动起来，进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之中。“实验”和“试验”既有共同点，又有所差别，虽然都有尝试和实践的含义，但“实验”是指设计来检验一个理论或证实一种假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或活动；而“试验”指已知某种事物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结果而进行的试用操作，还指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比较“实验”和“试验”，“实验”是理论先行，实践随后，理论能否成立取决于实验是否成功；“试验”不存在成功不成功的问题，应该是是否可行的问题。以此来看三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各有侧重。

定县平民教育既有“运动”又有“实验”，称之为“运动实验”比较恰当。晏阳初先有专门的《平民教育运动术》，后从“农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角度来看待平民教育实践，认为平民教育实践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27)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与此同时，在借鉴西方平民教育的经验和思考，以及定县社会调查的发现与总结中，晏阳初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平民教育的理论，即基于“四大问题”和“四大力量”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一整套的平民教育的理论体系。(28)张炳钧：《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1934年第5期；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申报月刊》1934年第10期。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践就是在这一整套理论体系之下的教育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平民教育运动”亦可称为“平民教育实验”。称为“实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通过“实验”检验理论能否成立。后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平民教育运动推广到其他省份，还远涉重洋推广到东南亚国家。

邹平是真正的“乡村建设实验”。邹平乡村建设源于《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多年思考和总结的理论成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认识问题”，第二部分是“解决问题”，如对具体组织的考察与设计，各类问题解决的可能与方向等。称邹平乡村建设为“理论”的“实验”，名副其实。对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后者是前者在现实中的展开。虽然其中有“运动”之语，但邹平乡村实践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文化教育和知识传授，而是要通过村学和乡村，建构新的“社会构造”，重建乡村的社会组织和治理体系。

乌江前期应该是农技推广“试验”，后期则是“实验”。从实践内容来看，乌江是把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是典型的学以致用，主要考虑的是是否可行的问题，称为“试验”亦是名副其实。前期的实践过程中也是围绕着此点展开。后期称为“实验”，主要是与“实验区”结合在一起，且是从乡村建设实践的角度来看的；在内容上就不仅仅限于农业推广，当联庄会和农民运动成为乌江社会实践的主要组织及活动内容时，就已经从农业技术推广试验走向了乡村实验或是乡村运动实验了。

四、“知识”：“动力”抑或“阻力”？

知识分子下乡进行乡村建设，成效如何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是乡村建设者所运用知识的性质或类型；二是乡村建设者们所设想的实践目标与最终的实验结果之间是否一致。关于前一个问题，孙友农先生认识甚清，“盖农村运动，不应闭门造车，妄草计划，不应思‘吾专什么’，当问‘农民最需要者为何’”。(29)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332页。关于后一个问题，三个代表性建设实践各有差异：定县实验的意图在于抹平世界与中国、理想与事实之间的差距，把农民改造成为具有独立社会行动能力并能够享有平等机会的公民；邹平乡建的目标在于通过乡村建设重构乡村社会组织，实现拯救中国社会的目标；乌江乡建的目标比较简单，主要在于把他们掌握的农业技术推广到农民那里。由此来看，三个代表性乡村建设中知识的作用，也有不同。

平民教育派运用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特别是提高了当地农民的识字数量和文化水平。据报告，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教育成绩也是工作报告和成果演讲的重要内容。(30)参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附录《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85～814页；《晏阳初全集》第1卷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第307～347页)、《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第394～420页)、《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第559～571页)等报告。据通讯报道，定县称为模范县，主要是就教育而言的，农民受教育发达程度及普遍性，在河北省首屈一指。(31)云僧：《定县实验区一瞥》，《众志月刊》1934年第3期。又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32)李晔、李振军：《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不过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平民教育以社会运动方式进行，在人群聚集的同时，徒增诸多没有生产实践的话题，其结果是“有文无实”。“平教会所认为最自得的抄袭美国‘生活教育’的理论，正应合当前‘生产教育’的高潮，但人民根本就不能生活，焉能谈到生活教育？……定县识字的人是多起来了，但说空话，在地方上争权夺利的人也多起来了，而无补于定县的‘穷’。”(33)张炳钧：《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1934年第5期。运动过后，回归常态，定县依然落后，农业依旧衰败，农民照旧贫穷。

文章来源：《工程与试验》 网址: http://www.gcysyzz.cn/qikandaodu/2021/0728/22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