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是“自我拯救”，通过社会组织新构造来拯救中国。20世纪早期的中国不仅处在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处于革命的转折点上，有多种可能性。作为“最后一位儒家”，在确定中国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上，梁漱溟与同时期的共产党人并无区别，都强调必须首先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66、118页。不过接下来，乡村建设派与“中国农村派”出现了分歧，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只有建设任务而无革命对象。“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它问题。”(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66、118页。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历史性的定位，认为处于中间阶段，高于西方文化，但低于印度文化；同时，还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本土性的定位，认为应该走中国自己的文化革命道路。这里的文化并非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保持在乡村中的礼俗，“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2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66、118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问题解决的一系列答案，即，乡村是文化和组织改造的场域，新礼俗是拯救的工具，新组织构造是拯救的载体，而知识分子则是这一场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

乌江是“技术先行”，通过农技推广与普及推动乡村建设。乌江实验者们更多的是站在“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运用知识。在他们看来，“中国乡村当前之危机，已日趋于尖锐化，自非空言‘救济’，‘复兴’所能奏效。”(24)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1、9、9页。而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又可以分为诸多种类。对于金陵大学农学院而言，则是将他们掌握的农业和技术知识直接运用到农业推广工作之中，以此来推动乡村建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技术推广为起点，推动乌江实验。通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初期萌芽、中期发达和后期扩大，实验机关从民间机构[农业推广工作(站)]到合作机关(农业推广实验区)再到行政机关(实验区)，乌江实验最终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二是以技术推广为先导，推动农业生产变革，特别是第一、二两个阶段的核心工作。三是以技术推广为支点，推进乡村建设。前期活动是基础性的，如开设小学、卫生推广和开办示范农场等；中期活动是扩展性的，如开办社会教育，成立合作社及农会、农民医院等；第三期的活动是补充性的，如组织乌江青年生活励进社、训练农村领袖、改组乡农会、办理保甲法、成立庄丁队等。(25)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3章第2节、第4章第3节和第7章第1节的内容。

相较来看，定县是方法至上，“中体西用”；邹平是理论至上，“自我拯救”；乌江是“技术先行”，学以致用；从知识实践的角度看，定县是“方法的实践”，邹平是“理论的实验”，乌江是“技术的试验”。这三者之间泾渭分明，通过文字成果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定县最有名的是实验中获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农村的结果；邹平最有名的仍然是梁漱溟先前撰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是梁漱溟关于中国前途思考的结果；乌江最有名的是蒋杰编著的《乌江乡村建设研究》，是乌江实验者们调查、思考和实验的研究总结。

三、真的是乡村“建设”吗？

“乡村建设”源于拯救民族危机和解决中国问题，虽然最后落脚到乡村建设，但其目的多以“救济”“改造”“复兴”乡村为结果。在实践及总结中又不一样。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在晏阳初那里多是以“运动”的形式出现，社会大众也多是从“实验”的角度来认识定县平民教育，不过最终走向了融合，晏阳初自己有《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之总结，“中国农村派”千家驹亦有《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之反思。邹平乡村建设的总结多以“实验”出现，或是邹平本身以“实验县”名称出现；也有例外，即孙伏园在《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中从历史上历次运动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总结。乌江的总结与“实验区”结合在一起，不论是报道和调查文献，均以“乌江农业推广实验”“乌江实验区”出现；蒋杰的总结倒是个例外，在发表的文献中只提“乌江”，代表作中却是“乌江乡村建设”。总的来看，三个代表性的知识实践案例都可以总结为“实验”，但不能都总结为“运动”或“建设”。这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正如孙伏园所言，“实验”这个名词并不等于“模范”这个名词，也许这正是相反的两个名词。(26)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北平)》193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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